创新发展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当一个民族处在一个伟大复兴的前夜，她必须回顾自己的历史文化，从中吸取力量；历史上每一次思想文化上的飞跃，都要回到源头去寻找力量，发出新的光辉；传承的目的，是为了创新，如果说传承是一种历史责任的话，那么创新更是一种时代责任。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贯彻新发展理念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前提，同时创新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首，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正如十九大报告所强调的“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所以创新发展在国家发展全局中处于核心位置。创新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创新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升华，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中革故鼎新、生生不息智慧的时代彰显。可以说，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禀赋，是中华文明得以绵延不绝、源远流长的根本所在。

中华民族具有鲜明的创新禀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诗经·大雅·文王》第一章说：“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日渐成为名言警句。人们对它的理解也略有不同。一种观点认为，此语的意思是说周族虽然只是一个古老的邦国，但她在得到上天的护佑后就焕发出了全新的气象；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此语的意思是说周部族虽然只是一个古老的邦国，但她的使命却在于革新。人们大多更愿意遵从后一种理解，由此来阐发中国文化的创新本性和创新特色。

哲学家冯友兰曾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两句诗简化为“旧邦新命”，并认为“这四个字，中国历史发展的新阶段足以当之。阐旧邦以辅新命，余平生志事盖在斯矣”。抗日战争胜利后，西南联大各校北归前在昆明竖立了一个纪念碑。时任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先生起草纪念碑碑文。碑文说：“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

在中华民族这个古老民族悠久的发展史上，革新、创新始终是其前进的不竭动力。早在商汤时代，浴盘上就镌刻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样的铭辞，意思是说假如今天洗净污垢更新自身，那么就要天天清洗更新。《尚书·康诰》中也有“作新民”之语，意思是要求他的民众做“新的人民”，激励人弃旧图新。

南宋经学家钱时在《融堂四书管见》中说：“《盘铭》之新，新德也；《康诰》之新，新民也；文王诗之新，新天命也。君子用心无所不至，故曰‘无所不用其极’。只为天地间事，皆吾分内事，有纤毫不至，便是不诚。”这里《大学》集中讲君子自新，恒常去秽纳新，与时偕行，而后才能恒常亲近人民。也只有亲近人民，人民才能振作自新。万事万物能长久不衰者，无不是持续去秽纳新者。

《易传·系辞上》更从天人合一的哲学角度提出：“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把人的存在和发展高度概括为“富有”“日新”和“生生”，认为“世界是富有而日新的，万物生生不息。‘生’即创造，‘生生’即不断出现新事物。新的不断代替旧的，新旧交替，继续不已，这就是生生，这就是易”。可见，日新月异是人类生生不息的重要环节，也是人类不断自我革新、自我完善的人化过程。

《系辞》还提出：“《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唯变所适，不仅成为儒学的特质，而且体现了不断变化的时代精神。

刘勰在《文心雕龙》的《通变》一章中，详细论证了创新的必要性和力量。他认为：“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就是说，文章的气势力量，要革新变通才能不断流传下去，文章写作的变化革新没有一定的框框，讲变化一定要参考当代的新作。他主张“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认为“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刘勰讲到，作家诗人要随着时代生活创新，以自己的艺术个性进行创新。这些虽然是讲文法心得，也体现了对创新意识的深刻认识。

当然，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所强调的创新、“日新”，指向最多的还是品德的培育和人格的养成，没有转化为对陌生物质世界的探索和把握，尚未转化为现代意义上的创新。

创新的前提是继承：与古为新，反本开新

晚唐诗人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本来是探讨诗歌创作、特别是诗歌美学风格问题的理论著作。其中《纤秾》写道：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窈窕深谷，时见美人。碧桃满树，风日水滨。柳阴路曲，流莺比邻。乘之愈往，识之愈真。如将不尽，与古为新。

大自然中蕴藏的美景难以穷尽，诗人只要深入地体察，就能产生不断创新的诗境。即使古人已经写过的题材，也能有所创造，达到不断创新的意境。“如将不尽，与古为新”一语道出创新的可能性和方法论。“不尽”为无尽，亦即终古常见之意，终古常见，却又不是陈陈相因，能与古为新则光景常新。正如李德裕《文章论》所说：“譬诸日月，虽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此所以为灵物也。”

反本开新，就是要珍惜、回顾自己的文化传统，从中获取新的文明。《左传》本来是注释春秋的，《易传》本来是注释《易经》的，二者却都因为解释经典而成为新的经典。著名哲学家汤一介认为，当一个民族处在一个伟大复兴的前夜，她必须回顾自己的历史文化，从中吸取力量。历史上每一次思想文化上的飞跃，都要回到源头去寻找力量，发出新的光辉。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点。文艺复兴，它要回到古希腊；中国的宋明理学，它要回到孔孟。如今的人们已经注意到人类文化正在进入新的轴心时代，中华民族要发展，就必须回顾我们的文化传统，反本开新。

反本，就是把握源头；开新，就是创新。如果不返本而开新，开出的只能是无源之水，很快会干涸，只能是无本之木，不能成长。守住原典精神，才能有民族主体文化。如同欧洲的现代化得益于古希腊罗马的文艺复兴，得益于基督教的革新与发展，中国文化的创新，也需要对传统的开拓创新。

作为文化创新前提的文化传承，之所以必要，就是因为只有在传承中，文化成果才能积累，后人才能在前人文化实践的成果上开始新的征程。文化传承，首先需要对我们自己的文化心存敬畏，有发自内心的真诚，而不是以急功近利的心态去对待传统文化。习近平强调：“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文明也是人民创造的。对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要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当然，传承的目的，是为了创新。如果说传承是一种历史责任的话，那么创新更是一种时代责任。

创新的方法论：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周易》有鼎卦和革卦：“革，去故也；鼎，取新也。”由此产生的“鼎新”“鼎革”“鼎新革故”等词语，意思是破除旧的，建立新的。

革卦的爻辞是“己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革，几天以后就有了信任，很顺利，利于坚持下去，悔恨消失。革卦还有“大人虎变”“君子豹变”等，都是孚、吉。而鼎的卦辞是“元吉，亨”，是说作为革故鼎新的《鼎》卦，它有很大的吉祥，它亦很亨通。

革故鼎新，推陈出新，成为创新的根本方法。如果说反本开新注重正本清源，那推陈出新则注重转化传统，别开生面。

中国的理论创新和文化创新由来已久，儒学在古代的创新即为鲜明一例。它成功地接受了佛教进入的挑战，吸收它，改革它，使它成为中国化的佛教，同时儒学也开创了一个新局面。而佛教在中国的立足更是依赖于创新。佛教创立于古印度，公元前后传入中国，经过长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会通和结合，在隋唐时期实现中国化，重要标志就是先后成立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在这些宗派中，以禅宗最具民族特色。六祖慧能通过创新，实现了印度佛教中国化，玄学佛教生活化，贵族佛教平民化（都市佛教山林化），义理佛教实用化。毛泽东认为慧能的《六祖坛经》“是老百姓的”，赞赏慧能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赞赏慧能否定传统偶像和陈规，勇于创新，并把外来的宗教中国化，使之合乎国情。

文化方面的创新，特别体现在文学的创新。唐代书法家李邕说：“似我者俗，学我者死。”宋代诗人黄庭坚说：“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南宋诗人戴复古说：“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告诉人们诗贵创新，贵于写出作者的真情实感，反映作者的独特个性，切忌拾人牙慧，亦步亦趋。清代文学家赵翼在《论诗》中说：“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他积极倡导诗歌求变、创新的精神，追求和探讨达到诗歌创新目的的途径与方法，形成了别具一家的“创新说”，以反对乾嘉诗坛的复古模拟之风。
 

创新的与时俱进：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只有通过自身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适应并体现我们这个时代发展的诉求，从而显示出它的当代价值。

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两创”方针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文化发展规律和文化发展路径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一个整体。所谓创造性转化，是指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所谓创新性发展，是指中华传统文化的提升超越，重在阐发立足现实并解决当今时代问题的创新内容。

毛泽东当年为我们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确立了“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的恰当态度。他在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毛泽东也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善于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典范，如对《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实事求是转化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即是一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从各个侧面展开了一系列精辟论述。

习近平指出：“我们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要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2014年2月24日，他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他还指出：“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创新是文艺的生命，要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生产全过程，增强文艺原创能力。他还指出：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不仅在文化方面如此，创新理念应当贯穿于我们的一切工作当中，从而让中华文明革故鼎新、推陈出新、再创辉煌，这是全体中国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担当。